山东晓鸣律师事务所

试论数罪情况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发表时间:2020-06-15 09:50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刑事案件中,有效的提高了刑事案件办理效率,但是在适用中也存在过于僵硬、不够灵活的情况。本文结合案例阐述针对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有数罪且如实供述参与的全部犯罪事实、认可公诉机关对其参与的全部事实的指控,但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其没有参与或者存疑的犯罪事实有较大争议情况下的适用。

主题词

数罪 如实供述并认可参与的 否认未参与或存疑犯罪事实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正文: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16年11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两高共同发布试点办法,在18个试点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

2018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通过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办理程序、当事人权益保障等19个条款将“认罪认罚从宽”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制度。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有数罪情况下“认罪”有明确规定,但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有数罪且如实供述参与的全部犯罪事实时,且认可公诉机关对其参与的全部事实的指控,但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其未参与或者存疑的犯罪事实有较大争议且证据存在瑕疵或不足情况下的“认罪”没有进行规定,本文将结合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被告人许某涉嫌参与恶势力组织犯罪,且同时犯有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在侦察阶段被告人许某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后公诉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在辩护人多次会见被告人许某过程中,许某对其参与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寻衅滋事罪中的一起即对被害人丛某的寻衅滋事犯罪事实有较大异议,认为在该起犯罪事实中他只是听从另一被告人的指令将丛某出具的欠条送至丛某住所附近交给在场的其他三名被告人,后在当场其他被告人采取喊口号等寻衅滋事行为时即驾车离开,该起犯罪事实与他无关。另据辩护人查阅其他三名在场被告人讯问笔录,三名被告人均供述被告人许某确未参与在被害人丛某家楼下喊口号、扔砖头等寻衅滋事行为,而且被告人许某也是在他们到达现场一段时间后才到达的。

开庭前,公诉机关告知辩护人及被告人许某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辩护人向被告人许某介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后果,被告人许某经过考虑自愿认罪,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庭审中,辩护人针对被害人丛某被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经过向其他三名被告人及许某发问,证实被告人许某在该犯罪事实中没有寻衅滋事行为,提出不应认定被告人许某参与并实施了对被害人丛某的寻衅滋事,被告人许某不应对该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许某亦提出与辩护人相同的辩解。但是公诉人当庭辩论认为被告人许某在该起犯罪事实前已经多次参与到该恶势力组织非法讨债活动,对于组织成员采取讨债的方式十分熟悉,即使在被害人丛某被寻衅滋事过程中被告人许某没有任何寻衅滋事行为,被告人许某在明知其他被告人将要采取违法讨债手段的情况下仍送欠条到被害人丛某住所附近,应认定被告人许某寻衅滋事犯罪事实,并对该起犯罪事实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公诉人认为在对被告人许某的发问过程中,被告人许某态度恶劣,对主要犯罪事实提出实质性否定辩解,没有认罪、悔罪表现,故当庭建议撤销对被告人许某做出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并应在法定量刑幅度上限对被告人许某进行量刑。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某参与对被告人丛某寻衅滋事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同时法院认定被告人许某有认罪认罚情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轻量刑。

上述案例虽然少见但我认为绝不是个案,可是由于证据、其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方面问题,不是每次都能够让合议庭采纳被告人未参与犯罪活动的辩护意见,尤其在被告人因各种原因无法提供未参与犯罪活动证据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同一被告人触犯多个罪名且能如实供述全部参与的犯罪事实并认可公诉机关对该部分犯罪事实的认定,但对其未参与的或者存疑的犯罪事实否认指控,特别是该部分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或是存有瑕疵的情况下,从维护被告人利益角度出发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如果适用,该如何适用,是否可以参考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

一、在上述情形下是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根据指导意见第二条“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第六款“认罪的把握”规定如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数罪,仅如实供述其中一罪或部分罪名事实的,全案不作‘认罪’的认定,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如实供述的部分,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从宽处罚。”而各省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细则中对于‘认罪’的认定均参考采用该意见。

通过分析该条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自愿供述罪行的,如果是数罪的,要供述全部罪行,否则全案不作“认罪”认定;其次,如果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是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的不影响“认罪”认定;再次,接受认定意见的即使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也不影响“认罪”认定;最后,对于数罪中如实供述部分,公诉机关可以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法院可以从宽处罚,换言之公诉机关也可以不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或者提出了法院也可以不从宽处罚。

上述案例中被告人许某如实供述其参与全部犯罪事实,且对指控其参与的犯罪事实亦没有异议,但是对被害人丛某被寻衅滋事这一事实提出异议,认为不构成犯罪,且有其他被告人关于被告人许某没有参与当天寻衅滋事行为的供述佐证。结合指导意见,假设没有其他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许某否认对丛某的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属于对主要犯罪事实提出实质性异议,是不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但是现在有其他被告人供述可以佐证的情况下,被告人许某是否构成犯罪是有争议的,从而导致对被告人许某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争议。这一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如果法院认定被告人许某对被害人丛某寻衅滋事构成犯罪,那么被告人许某即属于属于否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全案不作“认罪”认定;如果法院认定被告人许某未参与被害人丛某寻衅滋事,不构成犯罪,那么被告人许某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且认可公诉机关指控,应认定为“认罪”。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控辩双方必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在庭审中举证、质证、辩论,势必会拖延庭审的节奏,降低庭审效率,而且将会影响被告人的利益。所以,是否有其他的方式既能够减少控辩双方对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争论、提高庭审节奏和效率又能够维护被告人的合法利益?由此,我想到了美国的宿便交易制度。

二、在上述情形下是否可以参考美国诉辩交易制度灵活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经公布就被称作“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但是它和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仍有很大的区别。

在美国,诉交易制度(PleaBargaining)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的制度。这也是在诉辩交易制度兴起后逐步形成的一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如在1809年3月,时任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郡检察官的塞缪尔达纳对农夫内森科里提起了包含四项罪状的起诉状。罪状一指控科里经常贩卖酒类,罪状二和罪状三还有罪状四指控其无照经营。书记官对结果的叙述如下:“塞缪尔达纳律师先生代表州政府说他在起诉状中将不再对内森科里指控第一、第二和第四个罪状,因此内森科里在法庭的许可下说他将对控方在起诉状中提出的第三条罪状不再争执。”

我们借用内森科里案件诉辩交易的模型,将上述案件代入,即被告人许某可以和公诉机关达成如实供述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事实,且认可公诉机关就这部分犯罪事实指控的罪名,那么公诉机关撤销被告人许某有异议的对被害人丛某寻衅滋事的指控,并且对于被告人许某参与的全部犯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的结果是被告人许某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且在量刑幅度内从轻处罚。

这个交易的好处就是控辩双方不再纠结被告人是否确实参与过某一个或某部分犯罪事实,只被告人供述确实参与的犯罪事实进行定罪、量刑,而被告人也对确实参与的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最终节省庭审时间,提高庭审效率,并确保被告人能够在量刑上获得从轻量刑,而不是根据指导意见获得一个“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模糊的有风险的结果。

当然,这种罪数交易应该有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数罪中灵活适用的条件

前文所论述的参考美国宿便交易制度在数罪中灵活适用,其实是扩大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这种扩大如果不加以限制,则不利于打击犯罪以及惩罚犯罪,更甚至可能成为被利用逃避法律制裁的手段,所以,如果可以扩大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那么必须定有严格的适用条件。

首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有数罪,这个数罪应在三个以上;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实际参与和实施的犯罪行为;再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可公诉机关指控的其确实参与和实施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最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但其没有参与的犯罪事实部分证据不足或是有瑕疵(比如各个被告人、证人之间的供述、辩解、证人证言有矛盾),合议庭依据该部分证据是否能作出有罪判决不能确定。通过上述条件综合评定,控辩双方根据各自掌握的情况协商是否能够在罪数和罪名上进行交易,以获取被告人能够全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综上,如果可以参考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在数罪的认罪认罚中灵活适用对于符合上述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罪数、罪名交易,势必可以提高认罪认罚的自愿程度、悔罪程度。除此之外,还能够有效提高了庭审的效率,真正实现公正和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乔治费希尔《诉辩交易的胜利-美国诉辩交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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